快活閑醉

[摘要] 　以武術教習場所為其基本內涵的鄉村把式房, 借助武術這一特有的文化媒質締結了一種全新的鄉村關系。關系的締結與運作表明了這一民間組織強烈的鄉村入世指向, 也顯示了這一文化試圖超越、凌駕鄉村社會的發展態勢。
[關鍵詞] 　把式房; 鄉村社會; 態勢
[作者簡介] 劉漢傑(1965～ 　) , 男, 副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武術屬於強勢與活態民間文化, 這種強勢與活態表現於它的強烈入世態勢與極強的背景適應性能, 且歷經朝代更迭而仍鮮活於當代。研究民間武術, 傳承是關鍵。而民間武術傳承的基本路徑有二: 一是師徒傳承, 一是家族傳承。師徒相承又多以“社” (拳社) 的形式進行並完成的, 所以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傳承形制的基本屬性與其入世態勢做出必要的界定。滄州是知名全國的“武術之鄉”, 滄州武術歷史久, 拳種多, 習者眾。本文將以此為個案,對鄉村把式房這一重要的武術傳承形制以及其與鄉村社會的粘連關系進行必要的研究。

一、把式房的鄉村屬性
    (一) 把式房的基本俗制
     把式房, 是武術教習場所。因滄州民眾俗呼武術為“把式” (又作“八式”) （注1）, 故有此稱。也有的稱為“拳房”, 城鎮則名“拳社”或“武館”。從把式房的實際運作上來看,它由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組成: 師傅、徒弟、拳術、場地。除此而外, 因為習練武術多拳術與器械並行, 所以一般的把式房都備有常用武術器械, 或多或少, 不一而足。從武術傳承與傳播上看, 相比家族傳承, 把式房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性質, 所以它又是武術社會傳承與傳播的重要形式; 從社會關系屬性上看, 把式房是建立在武術傳承傳播上的特定社會關系的連結形式, 由此構成師與徒、徒與徒之間的特定社會關系, 所以它又具有民間的組織特征。本文所討論的鄉村背景下的把式房就是建立在上述幾個基本內涵之上。
     鄉村把式房本無名姓, 俗制或以師傅姓氏名之, 如“張家把式房”、“李家把式房”等; 或以拳種名之, 如“燕青把式房”、“八極把式房”等; 或以村莊名名之, 如“大孫莊子把式房”、“馬扎子把式房”等。在場地選擇上, 多以師傅居住地為主, 人們從師習武,或於庭院, 或在鄉村麥場, 再或是村內其他寬闊之所, 如廟宇旁之空曠地等。把式房的內部設置上, 多備有練力石鎖、石砘等器具, 靠牆邊還設有兵器架, 上置各種長短器械。因為多在夜間習武, 所以還專門備有燃油照明燈具, 一般用洋鐵片焊四櫃, 前後左右都鑲上玻璃, 裡面放一盞豆油燈或煤油燈, 以便夜間照明之用。除冬季外, 師傅授徒一般都在戶外, 徒弟們練武場地也沒有嚴格限制, 他們可以自行組合, 也可以單獨練習。冬季多在廳堂之中, 廳堂至少為兩至三間華北農村傳統民用住宅面積大小的房間, 牆上和器械架上都備有各種習武兵器。實際上, 廳堂中多練習拳術, 亦或是師傅個別指點, 限於空間的原因, 一般演練長兵器的較少。把式房開支主要是來自弟子們的自願捐助, 物品一般有糧食、布匹和燈油等。
     從運作程式上分, 滄州把式房分業余與全日制兩種。業余把式房是應民眾“日出而作, 日落而武”所需而設。因為從習者多是鄉村民眾, 人們白天做工謀生, 多利用晚上時間練習武術, 所以這種把式房具有極強的鄉村普及性, 解放前的滄州大部分鄉村把式房皆屬此類, 如滄縣大孫莊子的燕青把式房、大白兔村的螳螂拳把式房、孟村吳氏八極拳把式房、黃驊西南馬子扎村的把式房等。專業或全日制把式房(拳社) 較少, 這些把式房主要是政府團體或地方顯要所建, 往往以“館”、“社”稱之, 其從習者較少, 如1936 年“滄縣(今滄州市) 滑拳國術研究社”、滄縣大南門外“大陸合門清真國術社”, 1937 年滄縣“慶臨國術社”（注2） 等。
   (二) 把式房的鄉村屬性
      民間把式房建立與運作的鄉村背景, 決定了其建立與運作上的相應的鄉村社會屬性,主要表現是:
    1. 把式房建立上的村落屬性
     把式房的這種村落屬性主要表現在其對地緣關系的認同上。特定的村落地緣關系, 表面上看, 是為師與徒的結合提供了地緣上的便利, 其本質卻是最經濟、最有效地完成了師與徒的相互認知基礎上的相互認同。對鄉村把式房而言, 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師徒關系的締結。師要授徒, 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要武藝精, 二要品質良。特別是第二個條件, 對於把式房的武術傳承至關重要, 沒有人願意投到鄉村評價低下的拳師門下從其學藝。對於師傅而言, 要使武術傳承下去, 他需要在原有的鄉村社會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基礎上再重新搭建新的社會關系。這種全新關系的締結既可以強化原有社會關系, 又能夠拓展自己的關系空間。村落社會為這種新型關系的締結提供了便利。人們很容易通過口碑獲得關於對方的相應鄉村評價與社會認知, 並可以迅速作出習武授藝的選擇判斷。筆者曾對滄州214 位武術家的開門師（注3）情況進行了如下的統計:

      從我們對滄州214 位武術家開門師的統計上來看, 除去10 位武術家師屬不詳外, 開門師處同村(包括同城) 的武術家最多, 為142 位, 占66.3 %; 其次是鄰近村落,為43位,占20 %;再次為傳統州、縣區域,9 位,占4.2 %;最後是外地,有10 位,占4.6 %。統計結果顯示, 武術家開門師的選擇是與地域的遠近成正比的, 地域越近, 則選擇的人數越多,反之, 則相反。這表明了把式房的建立是以村落為其基本地緣的。

    2. 把式房運作上的家族屬性
      把式房建立以後, 在運作上又試圖超越血緣與倫常, 但最終仍以擬血緣關系的形式使這一關系得到確認與執行。俗語“拜師如投胎”、“師徒如父子”, 很形像地表現了把式房運作上的這種家族特性。拳社構建的是一個家族序列, 師傅是家長, 徒弟是這一群體中的晚輩。這種家族屬性貫穿於師徒確認及以後的全過程。徒弟欲入師門, 得先拜師, 就鄉村武術傳統來看, 需有兩個基本要件: 一是正式行文的拜帖, 二是要有族內長者帶領。“授徒傳道, 為徒者須遞帖, 而拜師之時, 其父兄應親身率領, 行當然之禮節, 方為重師之道, 至家無尊長而有自主之權者不在此例。”（注4） 拜帖是以契約的形式使這一社會關系得到確認, 族內長者的領入表明家族對這一關系的認可。其他諸如把同門前輩與同輩師兄弟集中在一起, 實際上是向虛擬的大家族(同一門類的人們) 與鄉村社會的人們宣布了這一關系。
     進得師門, 先入師門者為長, 後入師門者為幼, 即便是同族長幼入得一個師門, 也需要遵守這一行內規矩, 這在滄州民間武術界是一個傳統。“我的信條有三: 第一, 照相我不坐下不參加照(有座位時除外) , 原因是應按輩排座位, 不應以歲數。第二, 錄像不錄。這個錄像是個先進的東西, 可放快, 也可放慢。既然能放慢, 就可以照著錄像學, 有的人要照著錄像學了, 他就不說跟我錄像學的。他要說跟我父親學的, 我們弄個師兄弟, 他要說跟我師爺學的, 又比我大一輩, 故不願錄武術套路像。再加有些武術小偷存在, 我到哪兒演練盡量老是練老一套, 別的東西盡量不練, 以防被竊。”“馬馬虎虎教出來的人出去練去不行, 毀了我和前輩的名譽。”（注5） 武術家胡雲祥的話很明確地說明了傳統習武者對這一關系以及關系層次的看重。把式房運作上的這一屬性表明了其試圖超越血緣與倫常的態勢。其後, 為徒者對其師則執子之禮, 照顧師傅的家常起居, 師傅家若有檢驗社會關系的婚喪大事, 則盡子之責。“我的徒弟得管我的老婆叫師娘, 或叫師母, 他不能叫阿姨, 不能叫嬸子大娘, 或叫別的。如我的長輩去世了, 我穿孝衣了, 披麻戴孝了, 我的徒弟他得和我一樣披麻戴孝, 我對待我的徒弟跟對待我的兒子是一樣的。而我的學生他可以來, 也可以不來, 但不一定得披麻戴孝, 它有個嚴格的區別。”筆者在田野作業時, 八極傳人、武術家李俊義特別強調, 沒有拜帖的“學生”與寫了拜帖的“徒弟”是有嚴格區別的。（注6）“在華北各鄉村間, 拳場林立。尤以冀魯豫一帶, 各村皆有拳場, 每逢農暇夜晚, 農民多赴拳場練拳, 每拳場皆有教師頭收徒教授……老師頭之門徒, 散布各地拳場, 則老師頭之號召能力, 不亞於無冕皇帝。”（注7）

二、把式房的鄉村親和

     建立在鄉村背景下的把式房, 決定了這一擬家族組織形式的鄉村處世原則與走向。這種與鄉村社會的關系處理是通過個體武術實踐來完成的。
   (一) 親和態勢與指向
      親和原指親近、接近、靠近的意思, 後來有學者對其做出了更進一步的括定: 一個人害怕離開他人時, 或者幾個人在場時, 希望同他人確立、維持或恢復友好的感情關系, 並希望這種關系得到承認。後來的學者研究發現, 親和動機不是一般地希望和別人在一起,建立友好的關系, 而是一個人處於高度不安和恐懼狀態時, 希望同處境、地位、能力等基本相當的人取得協作、友好聯系。（注8） 我們把這個概念借用於滄州民間武術以及其與民眾關係上。
     滄州武術源於民間, 生存於鄉村社會, 在此背景下締結起來的把式房更不可能孤立於鄉村社會之外, 置自己於孤家寡人的地步。“老時候誰要是打了仗, 師傅就不要你了, 給老師丟臉了。到我這個時代呢, 做做工作。老傳統比現在嚴得多, 我也不承認你是我徒弟, 別練了把式, 你竟找鄰世八輩的。”（注9） 民間武術的鄉村背景性, 形成其獨特的鄉村社會的親和手段與方式, 這種鄉村親和最直接、最平和也是為廣大鄉村民眾最能夠接受的方式就是參與民眾的文化生活。
     滄州有著武術與鄉村社會的親和傳統。“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 其民兩兩三三, 頭戴牛角而相抵。”（注10） 蚩尤戲的內容主要取材於黃帝大戰蚩尤的傳說, 它的表現形式, 則可能受到漢代百戲中的“東海黃公” (人與虎鬥) 的影響。這是武與民眾親和的早期形態。發展到後期, 明代閣老範景文在其《游南園記》中記述了他在吳橋縣城內祭風台觀看馬術表演的盛況: “至則數健兒在焉, 見所乘馬, 翹騰不勝, 氣作命取, 馳驟道上……而盤旋益熟, 觀者無不咋舌, 而神色自若矣。”（注11） 滄州是武術之鄉, 又是雜技之鄉, 武術與雜技兩種民間文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聯系與交流。
      這種傳統一脈相承, 鮮活於當代。從唐拳自清中期傳入滄州後, 南皮唐拳門就形成了重大節慶表演武術的傳統。屆時, 不論長幼尊卑, 下場演練, 演者入神, 觀者亢奮。而且這種鄉村武術入世有向縱深發展的態勢。“咱這個村上過年過節, 還有紅白事的時候, 特別是沾邊的, 他練過或是他的老人練過武的, 其他的人們, 人家得邀請你去, 要是徒弟們或是師兄弟們家裡有事了, 不用邀請就主動去了。”（注12） 滄州多個武術門類有著這樣的傳統。（注13）
在滄州, 武術與鄉村社會的親和, 最突出的表現當屬武術對與百姓文化生活密切相聯的鄉村文藝特        特別是鄉村戲曲表演的影響上。從劇種上來看, 滄州有著獨特的武術與鄉村娛樂結合的“武術戲”。研究者認為, 流行於滄州各縣的武術戲原屬武術範圍, 後來加進人物塑造, 逐漸向戲曲靠攏而形成武術戲。（注14） 滄州武秧歌的最初期形態就是在武術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表演技藝上來看, 武術影響更大, 滄州藝人將武術動作糅進戲曲表演之中, 創造了許多絕活。以清末民初藝人為例, 張占福的吊小辮、仙人脫衣, 季雙元的吊功車輪、仙人簸米等, 都得益於其深厚的武術功底。滄州以武戲聞名天下, 滄州為全國培育了大量的武戲演員。（注15）
     在滄州的肅寧、河間、滄縣、鹽山等縣市, 流行著一種古老的武術與戲曲相結合的武打戲, 肅寧一帶稱其為“武術戲”或“化妝武術”, 民國《滄縣志》將這種武打戲稱為“五虎棍”。“裝演小說宋太祖結義五虎的故事, 此戲惟拳師率弟子為之, 藉以炫其技也,平人無演者”, 逢傳統節慶演出。（注16） 武術戲有著悠久的歷史。據老藝人回憶, 相傳流行於肅寧的武術戲, 興於明隆慶年間(1567～1572) , 由山東拳師經衡水的饒陽縣傳過來, 以後逐漸發展, 現代武術戲班遍及肅寧全縣。各武術戲班均以班的形式締結, 多為一門武術組成。一般武術戲班都有50 人之多, 且劇目較豐富, 有《三打祝家莊》、《紅燈照》等二十多個。武術戲班去外村演出, 途中無論乘坐何種交通工具, 每到演出村邊, 一律要步行, 以表對村民的尊重。每演練到高潮時, 非劇中角色, 也可便裝下場表演, 且多數不是本團的人, 或是邀請朋情村與師徒村的高手下場表演其精湛武技。在拳種派別上, 肅寧門派眾多, 有華拳、太祖拳、短拳、翻子、戳腳等, 其中較有名的武術家演員有郭書義、尹汝岩、徐金昭、邊老村、周世豪等。如武術家尹汝岩(1917～1987) , 肅寧縣後白寺村人,少年時於本村師從尹殿臣習短拳, 後又習得戳腳與多種器械, 尤精陰手槍, 自20 歲開始授徒, 一生授徒二百多人, 在肅寧一帶頗有聲譽。現在仍有不少武術戲班活躍在肅寧一帶, 他們春節一過, 先在本村演出, 鄰縣或鄰鄉也紛紛下帖邀請。到外村演出仍保留一條傳統, 即不論演出遠近, 都是在家化好妝, 自帶干糧, 東道主只管茶水, 負擔輕微, 熱鬧一天, 日沒而返。肅寧的武術戲在每年的諸道花會中, 規模最大, 最受歡迎。（注17） 滄州的鹽山縣、滄縣也有武術戲班在活動。
     再有武秧歌, 起源於青縣大杜鄉大興口, 流行於黃驊、滄縣等地。相傳, 大興口武秧歌起源於明正德年間。當時該村有個武士組織村民們練武, 後來其眾徒就組織了秧歌會,每到春天、秋後、年節的時候組織演出。武秧歌的演出, 鼓點似戰場催征, 人們列隊出場, 領頭人手持一木棒翻著跟頭, 後跟打旋風腳的、踢腿的和打拳的, 各顯其能。打開場後, 接著演出, 節目有文有武。武節目表演刀槍劍棍, 拳術俱全, 主要是以高超的武技吸引觀眾。武節目表演後, 則上文節目。（注18）
武術的“與民同樂”, 表明了這一文化的鄉村認同, 保證了它與鄉村社會的粘連與後續發展的可行性。
 

  (二) 親和效用
     滄州武術的鄉村親和表明了武術扎根鄉村土壤的價值取向, 這為它自身的永續發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 把式房完整地利用了武術這種鄉村親和的傾向與實踐, 完成了對鄉村社會關系的整合與自身價值的展示。
   1. 社會關系的整合。武術習練者是社會人, 社會人則有社會關系。對鄉村民眾來說,這些社會關系主要包括親族關系、地緣關系、社會交往關系等。以武術為媒介的把式房在這些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基礎的層面上又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 這種關系在包容和承認了原有鄉村社會關系的基礎上, 又進一步整合了這些復雜的社會關系, 並強化了原有關系。“拜了師我就是你正式的老師了, 我死了你就得趴靈了。你趴靈, 你家的人們, 你那些個孩子們都得趴靈。”（注19）
   2. 價值展示。一種文化特別是生存於民間的文化, 不可能把自己孤立於文化滋生土壤之外。滄州鄉村武術在與鄉村社會親和的同時, 實際上也完成了自身的價值展示。通過這種親和, 一方面擴大了自身的影響, 一方面也向鄉村民眾傳達了其價值能量的信息。“藉以炫其技也。”（注20）“別說現在, 打我小的時候, 我老師這一正月不閑著, 各村裡領著大家表演去。表演呢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擴大宣傳, 擴大影響面。”（注21）

三、把式房與鄉村社會秩序
     武術戲、武秧歌及節日中的鄉村武術表演, 既是武術鄉村親和動機的表現過程, 也是其自身價值展示的過程。但武術畢竟不僅僅停留在表演層面上, 它的強勢價值與功能決定其勢必通過鄉村社會舞台來展示它的個性與強悍。這種個性與強悍直接作用對像則是鄉村社會秩序。武術對鄉村社會秩序的影響, 形於內, 則強勢維護把式房所締結的關系; 現於外, 武術強人們則試圖成為村社秩序的平抑者與特定地緣和群體利益的代言人。

  (一) 強勢維護把式房關系
     把式房以擬家族的面目出現在鄉村社會中, 其賴以形成與存在的武術媒介決定了它的價值取向與處世原則, 而把式房成員又是鄉村社會一員, 由此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生活中勢必與其他社會關系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糾葛。在這樣的一種社會背景下, 把式房則試圖證明自己的存在, 維護把式房群體成員的利益則是其第一要務。
      “因為教的徒弟多有好處, 平墳扒墓的時候, 教師領著學生們平去了, 學生們就說這是俺老師家的, 學生們一堅持也就這麼混過去了, 我家的祖墳沒扒成。”（注22）
河間形意拳傳人劉占嶺, 自幼隨劉維山習武, 偶聽河間城南武師馬登雲說他們師門“拳術短胳膊短腿, 不好看”, 第二天便步行80 裡路找到了馬登雲與其比試, 將其制服。（注23）
燕青傳人劉福祥經師同意, 在其家鄉東光設場授徒, 並延師趙壽山傳藝。因趙年青,“當地有不少把式場子的老拳師嫉妒或不服”, 趙便與這些老拳師交手, 治其一服, 從此在當地站住了腳。“這下子轟動了全東光城, 25 歲的武師趙壽山就這樣打響了。”（注24）
      既然我們定性這種把式房關系為擬家族關系, 以強人面目出現在鄉村社會下的習武者, 無論是從武術本身的功能與價值上還是從習武者性格走向上, 全力維護這一關系應該是情理中事了。

  (二) 平抑村社秩序
     武術的價值決定鄉村習武者以強人面目出現在鄉眾面前。強人需要通過社會事件的表演來證明自己的強人角色。我們試對部分習武者的武術事件列表如下（注25）:

     從這些民間武術家的鄉村武術表演可以看出, 這些武術表演多以保護鄉村弱勢為契機, 武術的直接作用對像是那些地痞、惡棍、兵勇、土匪、武士、官吏、惡霸等經常出沒於鄉村社會的另類強人, 武術事件的結果都是武術家得道獲勝。
     這些武術事件表明, 當習武者的社會自尊與地位獲得社會認同後, 武術強人們試圖通過社會事件來證明他們所扮演的地方秩序維護者的角色地位, 這種角色本身以及武術的功能要求他們保護弱勢群體。而弱勢之所以需要保護, 是因為有另類強人的存在, 平抑了另類強人, 則保護弱勢的使命也便告終結。實際也是這樣, 這些另類強人, 包括地方社會的地痞流氓、惡霸兵勇等, 他們的出現直接威脅著武術強人們的角色威信與角色地位, 為了顯示武術的強勢與習武者強人性的社會存在, 更為了強化其鄉村社會地位。他們需要用行動來捍衛他們的鄉村角色扮演。當然, 這種抑強扶弱的武術實踐傾向隨習武者社會活動範圍的加大而擴增。
   (三) 守護特定地緣與群體的利益
     這種強人實踐不僅僅表現在其對鄉村弱勢群體的保護上, 同時還表現在其對特定地域與生存於這一地域上的群體的利益的守護上。這種特定地域, 或村落, 或城鎮, 再或縣域, 隨習武者社會活動範圍的加大而擴大。武術家陳友亮回憶, 他的爺爺、武術家陳鳳魁老人曾說過: “練武術應該越練越老實。人們本來就知道練武的厲害, 你再橫行霸道, 就成了混混了, 在村上都得罪人, 咱這日子還過吧? 人家明著打不過你, 人家暗著把你莊稼砍爛了。”（注26） 一語道出了鄉村武術與鄉村社會的粘連關系。解放前, 一個駐滄的特警見武術家李凌霄的徒弟們在練武, 說了一句“滄州武術盡是花拳繡腿”。李與之交手, 特警敗。（注27） 在血雨腥風的清代鏢行, 有一個唯一以地域來定的行內規矩——“鏢不喊滄州”。
     《滄縣志》是這樣詮釋這一規矩來源的: “冠銘有奇力, 性負氣, 嘗有鏢客喊鏢過其門, 冠銘慍曰: 例鏢客至一地, 必先以刺通謁其地之技擊者, 然後喊鏢, 不然則為大不敬。因馳馬追之, 超其前, 有石坊, 冠銘手攀坊梁以股夾馬起, 馬跳嘶不能少動, 鏢客大駭, 遜謝哀子, 冠銘始大笑馳去。嗣後, 凡鏢客過滄境, 相戒不喊鏢, 久沿成例, 至今尚然, 冠銘之聲威遠矣。”（注28） 清代民間武術家李冠銘(回) 的武術表演, 從表面看僅是武術家個體的“性負氣”所致, 其實從武術文化的角度來看, 表明了這一強勢文化捍衛特定地緣與特定人群利益的趨向與態勢。這一特點的存在源於鄉村武術的地緣認同與價值取向。當外力進入時, 這一個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從上述可知, 建立在鄉村背景下的把式房這一民間武術傳承形制以及在這一形制下締結的擬家族式的社會關系, 勢必隨這一文化的現代轉型而呈弱化趨勢, 社會信息的現代傳播與社會流動的國家區域選擇, 更進一步促成了這一結果的來臨。

注釋：
*　筆者以田野作業與文獻記述為依據, 建立了有關滄州武術的三個資料系統: 一是自清初至建國前這一時段的214 位滄州民間武術家的背景材料, 包括武術家的家庭背景、習武生涯、武術事件等。這一系統主要來自文獻記述、武術家近人憶述與武術家自述。二是武術家對本門類武術內容與傳承的記憶, 包括52 個滄州武術門類, 主要含門類武術來源、主要拳械套路及主要傳承線路等。三是滄州武術的鄉村背景資料系統。這一系統主要來自滄州方志與口碑記憶。本研究即建立在上述三個系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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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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