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劍雲女士像
我管孫劍雲叫「師爺爺」，這個稱呼的由來還得從我的爺爺談起。
我爺爺雷師墨(1889—1964，字師墨，諱觀群)是大清銀行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一輩子服務於中國銀行。年輕的時候身體肥胖達220斤，時任中國銀行總裁的掌印秘書，總裁在三樓，他在二樓，每天要上一層樓給總裁送用印的文件，只上一層樓中間還要歇兩次。後來別人勸他鍛煉身體，不然有癱瘓的危險。當時沒有別的體育運動，只有武術，於是 30歲時拜在當時最負盛名的孫祿堂先生門下。我爺爺剛開始練拳時，因為太胖，只教了一個三體式，他就每天站，整整站了一年。據說每天練完後，地下都是一灘水，一年後體重減了70斤。從此更是信心大增，每日習拳不輟，到我記事時就完全是一個瘦老頭了。
拜師之後，我爺爺對老師崇拜至極，不僅向老師學拳術，連老師的生活習慣都全盤接收。比如，據我所看到的，爺爺每天洗臉就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用一個半高的小凳(比平常坐人的要矮)，上放深兜的洗臉盆，內放滿滿的開水，老爺子脫光膀子，騎馬蹲襠式一站，把胡子放在熱水裡連蒸帶燙，等水的溫度能下手了，再洗頭洗臉擦身。以我的估算，前前後後總要半小時以上，馬步蹲住絲紋不動，洗完之後還要用小梳子把鬍子細細梳理後，全部“課程”才能結束。據說這整個程序是原封不動「克隆」老師的。
由於我爺爺生性忠厚耿直，又對老師尊崇備至，所以後來孫家的許多事情，特別是財務上的事情就都交給他來辦。其中讓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讓孫劍雲和我們家70年交厚的原因之一，是他主持了孫氏一門的分家。他在中國銀行工作，當時的中國銀行規定內部員工的存款利率要高於外部，所以孫老先生就把自己所有的積蓄全以我爺爺的名字存人中國銀行，全部存款有近5萬元大洋。到孫老先生和張氏老夫人去世，我爺爺主持孫家分家，有入主張應分四份，三子一女 (三子：煥文、煥章、煥敏，一女：劍雲)各房得一份。而我爺爺則提出應分五份，因為「老姑娘(注：父母兄嫂對孫劍雲的稱呼)還沒出嫁，應單提出一份給她做嫁妝，這事老師雖不在，有我做主，大家如同意則罷，如不同意，這筆錢我雷師墨不簽字誰也取不出來。」在他的堅持下，按他的方案分了家。這件事後，我爺爺就一直照護著這個小師妹，在輾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處，乃至抗戰時隨中國銀行總行撤退到重慶，我奶奶和七個子女他一個也沒有帶，卻把小師妹帶著，而且還把她也介紹進了中國銀行工作。
我第一次見孫劍雲是在我三歲時，由北京去上海見爺爺，孫劍雲雖住在銀行宿舍，但整天都在我爺爺家裡，見了面後讓我叫她「師爺爺」，當時小，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叫，及至稍大點後，曾問過我媽媽，她明明是女的，而且不老，為什麼要叫爺爺?我媽說因為她沒結婚，不能叫奶奶，她的輩分高，也不能叫阿嫉、姑姑什麼的，所以就得叫爺爺。至於師是什麼意思、我只以為她姓師，後來才弄清楚這裡面的因果。我的哥哥們都尊稱她孫師爺，只有我叫師爺爺，大概是因為我當時太小的緣故，從此這也就成了我的專利，再沒有第二人這樣稱呼。
1950年我爺爺退休回到北京，住在南新華街，臧家橋胡同口往南，孫劍雲也跟著回了北京，仍住中國銀行宿舍，是銀行包的一家旅館，就在李鐵拐斜街，離我們家極近，走路不要5分鐘，所以她基本上仍是整天在我們家。那時我已經開始有記性了，天天在家裡都能看到她。我爺爺的朋友多，武術界的、梨園界的、書畫界的居多，甚至與潭柘寺的方丈也有交情，我們家後院的一棵銀杏樹就是潭柘寺的方丈送的。家裡經常是高朋滿座，談話範圍極廣，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來了梨園界的朋友時就一起唱戲，以昆曲居多。我記得有個叫尚和玉的老人，又高又胖，我一給他開門，問他：「你找誰？」他總是拿著把大扇子指點著我說：「找你爺爺。」後來方知，他是極有名的一位崑曲演員。人少比較清靜的時候，他們師兄妹二人常常推推手，極柔和，極緩慢，有時還閉著眼，我那時小，還以為他們睡著了。也有大活大動的時候，那就是在走大捋時，滿屋子飛旋，我被放在桌子上看，好讓屋裡空間大些，當時不懂，後來自己也練拳了，才體會出那裡面的滋味，現在閉起眼睛回味，都覺得是一種享受。他們也練劍，一般都是對劍，應該是八卦劍吧，就在屋子裡，人隨劍走，左旋右轉，進進退退，粘連黏隨，兩個人再加兩把劍，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劍，在不大的房間裡還游刃有余，從來沒有碰到過桌案上的器物。現在看許多人練劍，都是人掄著劍走，人是人，劍是劍，意境上畢竟差了許多。後來我長大了，也沒少看她練八卦變劍，雖然是風采依然、輕靈飄逸、人劍合一，讓人嘆為觀止，但可惜已經沒有了對手，難免有些曲高和寡、孤獨寂寞的意味了。有時天氣好，他們也會在院子裡抖一抖白蠟杆，我家有兩根一丈五左右的白蠟杆，韌性極好，頭部可以抖成車輪般大小的圓圈，通休油光锃亮，呈暗紅褐色，他們常常是站成三體式，做攔、拿、扎的基本動作。有時也兩人對著練，和對劍不一樣，對劍是誰也不碰到淮，而對槍則兩根杆碰得「砰砰」響，據說是有意識地較一較力。有時也在院子裡用劍點牡丹花葉子，先是站在原地，找一片固定的葉子，用劍點，然後就走著點，轉著八卦步，來來回回地轉著點，每次都點在同一片上，當然，那片葉子肯定是體無完膚了。我長大後也試著點過花葉子，才發現，要想把葉子點破，還真不容易，因為它是軟的，握劍的方法不對，或手指手腕上沒有勁力，沒有連點帶刺帶挑的勁兒，和把握分寸的脆勁兒，就不成。現在看很多人舞劍都是大把抓，和耍大刀差不多，實在是連握劍的基本手法都不對。
因為師爺爺常年在我們家來往，所以我家所有人都和她極熟，她也從來沒有擺過架子，以長輩自居，而是極隨和，極平易近人，極幽默風趣，所以我的父母和那些叔叔大爺姑姑們都和她沒大沒小，成天說笑打鬧，湊在一起就笑聲不斷。我母親比她小三歲，曾趁她午睡時在她臉上用毛筆畫過眼鏡，她也不惱。直到晚年，她們倆還有時提起此事，相對大笑不止。我爺爺也偶爾和她開個玩笑。我印像中她只和我爺爺鬧過一次別扭(據說是因為勸她和她二哥和好)，不過別扭得也挺有意思，她只是不理我爺爺，和我奶奶和其他人都照說不誤。我爺爺也不在意，該怎樣就怎樣，有時非傳達信息不可了，就找個子女來，說：「去，告訴你師姑……」云云。我爺爺與孫存周和孫劍雲兄妹關係都好，若換別人，夾在他們的矛盾中則難免「說項依劉我大難」了，而我爺爺因從來都處事公正無偏，所以和雙方同時保持良好關系幾十年，也能泰然處之。孫存周有時來我家，我的父輩叫他「二叔」，讓我叫「二師爺」，總帶著個墨鏡，說話也極風趣，他和我爺爺年歲差不多，很談得來。我爺爺也時常到北海公園和他練練拳，聊聊天，我不上學時偶爾也帶我去。可惜他們相繼去世，前後只差一年。
大約在1956年，忽然說師爺爺要結婚了，我還小，毫無概念，只聽說她的許多師兄都不贊成，說那個人有病，但她自己卻執意看上了，後來聽說，那人各方面都不錯，人長得漂亮，多才多藝，文學、戲曲、樂器，樣樣通，昆曲尤其好，而師爺爺自己的昆曲就唱得極好，這大概也是她滿意的原因之一。因為結婚，有相當一段時間沒見到她，她結婚時也沒有大辦，她的師兄們她都沒有請，因為和我母親關系好，在婚後於西城西四附近寓所曾單獨請過我父母一次，我因事沒去，是我父母帶我弟弟去的。聽我母親說，那人和那人的母親都在，很熱情，是把我父母當作娘家人招待的。又過了不到一年，忽然有一天晚上，她來到我家，我已經睡下了，沒有起來，躺在床上看到她和我媽邊哭邊說(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到她哭，以後即使在文革中極端艱難時也再沒有見到她哭過)，原話記不得了，大意是那人真的有病，在與她結婚前已經有兩次婚姻，一個死了，一個堅決離了婚，在新婚之夜才知道，那人根本就不能行房，而且發展到心理上的對女人的恐懼症，我依稀記得師爺爺的話是這樣說的，“我們做個名義上的夫妻，精神上的夫妻總可以吧，這他也不成，只要我一挨近他，他就渾身打哆嗦，總得在桌子的兩邊分開坐下才好。白天在外邊好人一個，晚上一回房就開始哆嗦。你說這可怎麼辦?”總之，這段不幸的婚姻後來是了結了。此後她就一個人單住，直到文革前，一直是以在謄印社刻寫蠟版為生。當時沒有電腦，單位裡除了正式的文件要用老式的中文打字機打(比手寫還慢)，其他都用刻寫蠟版油印，所以刻蠟版的活還挺多、她有深厚的書法和繪畫功底，刻起蠟版來可說得心應手，其速度和質量都是上乘，所以生活還過得去。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文革。文革中，謄印社解散了，她唯一的收入來源也斷絕了，她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候到來了。
也可能有人要問，分家的時候她不是一人得了兩份嗎，何至於要靠刻蠟版為生呢?這就要從兩方面說起了。一方面，她本人的性格所致，一生輕財好義，不善聚集，孫家長房裡有幾個侄子是靠她的按濟才撫養成人的，這花去了她將近一半的錢。另一半按說也不在少數，但經歷了抗戰的八年動亂，和國民黨政府強迫將銀圓兌換成金圓券，隨後就是大幅貶值，她存在中國銀行的錢幾乎就蕩然無存了，所以到了解放時她實際上已經是個「無產階級」了。解放後，她本是在中國銀行總行工作的，但後來把她調到哈爾濱去工作，這是否帶有某種貶謫的意思，現在不得而知了。她不願去那人生地不熟的苦寒之地，就辭職了。考慮到她20年來一直是在師兄們的呵護之下，此時不願做天涯孤旅也是很正常的。後來還有一個去國家體委武術處工作的機會，她仍然沒有去。這次的理由是，李天驥已經在體委武術處了，而李天驥是她的師侄，將來不好相處。對於她的這個決定，許多年之後她也曾後悔過，她曾對我說：「當初我要是去了體委武術處，推廣簡化太極拳時就會按照孫式太極拳去編了，那麼現在全國的人就都是在練孫式太極拳了。」我問道：「李天驥不是您的師侄嗎，怎麼不練孫式呢?」她告訴我是因為李天驥的父親李玉琳是練楊式太極拳的，後來帶藝投師拜的老先生，可是教自己的兒子還是楊式，李天驥教自己的子侄也還是楊式。據師爺爺自己講，在整個孫氏拳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有兩次重大的錯失良機，第一次是陳微明辦「致柔拳社」，陳是老先生早年的弟子，前清的進士、翰林，以文人習武，對孫老先生和孫氏拳極為熱愛，有感於以磕頭拜師的方式來推廣拳術實在速度太慢，就在上海創辦了「致柔拳社」，要以新的方法推廣孫氏拳孫老先生對此也很贊許，就在慶祝成立的宴會上，孫存周先生對陳微明說了一句玩笑話：「你們文人都來教拳了，將來我們練拳的就沒有飯吃了。」這當然只是一句玩笑話，放在別人身上也就會一笑置之，而陳微明是個極認真的人，他說：「我不能讓我師弟因為我而沒有飯吃。」當天就轉拜了楊澄甫學楊式太極拳，以後在「致柔拳社」裡只教楊式，自己練仍練孫式。致柔拳社前後培養出了幾千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趙樸初等。這是孫氏拳的一次重大損失。第二次就是50年代初的這一次了。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她和李天驥的關系倒也始終很好，李天驥對這個師姑始終也是尊崇有禮，時不時地就接她去家裡住些日子，此是後話。總之，從此她再也沒有從事過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更不要說出任公職了。這應該說是一個缺憾，對她晚年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形成是有一定影響的。
她雖然沒有到體委去工作，但作為武術名家還是受到了相當的重視，歷屆的全國運動會和全國的武術比賽她出任過多次的裁判長。據她自己講是因為得到了父親的餘蔭，我覺得不盡然。餘蔭固然是有的，但她本人的個人素質和文化水平之高在武術界也是罕見的。據我爺爺說，她小時侯除了上學外，家裡聘請了多個老師做家教，俱為當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學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禮聘的，教國文，教英文，教書法，教繪畫，教古琴等等。她的書法老師同時在教馮玉祥，她本人就曾和馮玉祥一起在中南海裡寫過字。她的國畫老師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沒有見過她畫山水花鳥，只見過她畫工筆仕女，極具靈氣，清麗脫俗，大有吳光宇之風。只不過她，畫得很慢，一絲不苟，光開一個臉就要三天。這裡還有一段軼事：當她生活最困難時，街道介紹她去給宮燈廠畫燈面，畫一個有一毛錢的報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沒有畫出一個來，等終於畫完拿給廠裡看時，人家說：「您畫得太細致了，你這是藝術品，我們要的是商品，用不著這麼細。」她說：「商品我不會，我學的就是這麼畫，改不了。」於是就作罷。她的書法墨寶留下來的不多，鋼筆的手稿信函便條簽名倒有一些，她的字毫無脂粉氣，倒是有一些劍氣，足見其功底。她的師兄中書法好的大有人在，在她的屋中曾經掛過一幅沒有下款的條幅，抬頭是「劍雲師妹芳辰」，內容是一首五言絕句：「昔年雙五月，今歲兩端陽，遙祝蘭閨壽，分酬敬賀觴。」一筆絕對漂亮的懷素體，現在的所謂書法家中能寫成這樣的也沒有幾個。我奇怪為什麼無下款，她告訴我，寫這個字的人是她的師兄，叫姜懷素，此人是上海青幫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幫中少有的文人，地位僅次於黃金榮、杜月笙，曾被蔣介石委任為上海市市長而不做的。解放時留了下來沒有去台灣，當被新政府問到為什麼不走，是不是留下來有什麼任務時，他說：「國民黨殺共產黨，共產黨殺國民黨，這是天經地義的，你們殺我我無話可說。我不走是因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兒老小，我不能丟下他們一個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務是沒有的。」這樣，便也沒有動他。到了1959年，一個外國高僧到上海開道場說法，請姜懷素幫忙多召集些人來聽，於是他便向徒子徒孫們打了個招呼，一下子來了幾千人。過後不久，當局以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罪將其法辦了。師爺爺說實在舍不得毀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條幅。
除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外，師爺爺的語言天才也是公認的。她從小走南闖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論到南方還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聽懂方言並能學上來，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麼地方了，她就會用什麼地方的話說幾句。她的語言天才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即席講話的本領。不論什麼場合，不論面對著什麼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談、條分縷析、引經據典、滴水不漏，特別是她從不參加政治學習，卻總能把時興的詞彙用得恰到好處。
用多才多藝來形容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除了武術外，她的文學、書法、繪畫的造詣也廣為人知，其實她的烹飪、縫紉剪裁也都極精妙，即使一碗簡單的炸醬面到了她的手裡，也會讓人余味三日。記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賽包餛飩，每人50個皮，看誰先完成。我自認為已經夠快了，緊張地手忙腳亂，埋頭快包，而她邊說笑邊幹，不但餛飩個個肚圓翅尖，有模有樣，並且擺放得整整齊齊，最後還是比我快8個，讓我心服口服。她做絲綿衣服也是一絕，把絲綿抖松絮勻很不容易，即使是專業裁縫也不是人人都會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時高興，會在屋內來回走著哼上一段，據說當年曾參加過北平的崑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義兄弟都在其中。
武術名家 (2)